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晨枫

　　自由撰稿人

　　2020年武汉疫情后，中国经济迅速V形反弹，曾经热烈的是否应该直接撒钱拉动经济恢复的争论迅速消散。2022年上海疫情后，中国经济受到影响的面更大，程度更深，是否应该直接撒钱的争论再起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有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先例，不再是空对空的争论。

　　直接撒钱从来就是高度争议的手段。这在西方称为“直升机撒钱”，最早在1969年由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米尔顿·弗里德曼提出。他认为，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，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印钞票，用直升机撒给感激的民众。

　　支持者认为，直接撒钱比任何量化宽松都更加直接、有效地刺激经济。中央银行的撒钱直接通过消费者进入经济，避免了通过鼓励杠杆投资的间接作用和较长的生效时间。

　　反对者认为，撒钱少了，不能有意义地补充民众失去的收入和基本生活开销，而且撒钱开始容易，终止难；撒钱多了，财政负担吃不消。撒钱也要考虑各地区的实际生活成本，但联邦级的撒钱很难考虑这些因素，也容易引起地区争议。最大的问题则是引发通胀。央行印钱与经济产出脱节，就要引发通胀。微涨（一般认为以2%为限）有利于增长期望，是好事；暴涨则是有害的，远到金圆券，近到津巴布韦，例子不用多举。

　　撒钱一般参照最低时薪，美国、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大多是这样制定撒钱幅度的。撒钱也以居民申报收入为依据，只有低收入的人才能得到补助；超过一定收入后，补助递减；再超过足够高的收入标准后，不再得到补助。

　　在理论上，直接撒钱是打时间差，用强刺激拉动强势经济恢复，而经济恢复强势一旦建立，就撤出撒钱，避免通胀恶果。一定的通胀不可避免，关键是及时收水，比如由美联储释放美债、收回美元货币，同时升息。

　　在特朗普到拜登期间，几轮紧急救援已经累计5万亿美元。这样海量的新印美元冲入市场后，自然拉动消费和零售高潮，与疫后供应链问题完美互动后，在特朗普末年通胀势头已经抬头，但低收入群体有直接撒钱垫底，中等收入群体有积蓄可啃，还有疫期居家、消费减少对冲，一时问题还不大。

　　疫后经济恢复不仅是经济问题，也是公共卫生问题。美国和西方的防疫抗疫政策反反复复，封禁、开放反反复复，经济恢复时断时续，期望的V形反弹没有发生，反而拖成L形。脆弱的恢复势头使得美联储迟迟不敢加息，通胀势头拖成通胀顽症。

　　另一个问题是直接撒钱压抑人们再就业意愿，与其回到最低时薪的工作岗位，不如继续拿补助。这使得大量最低时薪行业被迫增加工薪，额外的工薪成本自然打入产品与服务，间接推高通胀。这个通胀因素在撤出撒钱后都不会自然回落，而是固化下来了。

　　当前美国“就业不错”，但大量就业正是零售、保洁等简单劳动力。更高的工薪从雇主的不得已转化为雇员的期望后，低收入就业进入怪圈，疫后各种服务行业用工荒与此有关。

　　低收入行业提高最低时薪是个有争议的问题。提高最低时薪的有用性在于基本生活和消费水平保持不变，或者说中产阶级是就业主体，最低时薪行业的就业只是小头。如果最低时薪行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就业部类，提高最低时薪成为水涨船高的数字游戏，除了推高通胀，什么好处也达不到。不幸的是，美国的疫期大撒钱促成的正是这样的水涨船高。

　　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（美联储的十二个地区分支之一）的研究表明，5万亿大放水对美国通胀的贡献为3%。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特意指出，具体数据并不重要，有可能不是3%，而是2.9%，或者3.1%，尽管对于美国那么大的经济体而言，0.1%都是地动山摇的。重要的是，大放水对通胀有巨大的影响。美国的撒钱力度在欧美最大，美国通胀也在当前欧美最高，很说明问题。

　　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特朗普关税，没有大放水，当前通胀就是4.3%，而不是8.6%。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。

　　美国通胀糟糕，欧洲也不好过。5月平均通胀高达8.1%，靠近俄罗斯的国家通胀更高，爱沙尼亚达到20.1%，可能是因为能源高度依赖俄罗斯的缘故，乌克兰战争爆发后，能源改变来源的代价巨大。

各主要国家从2020年来的通胀走势

各国的水多深、火多热，在这张行星图里一目了然

　　中国在疫后部分地区发放消费券，但不管在2020年还是当前，都是几十亿人民币级，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。疫期物价涨了很多，但消费券发放的量小，也只能针对性消费，可以认为对通胀没有多少作用。当前中国通胀“只有”2.1%，比理想的“低于2%”要略高一丢丢，但美国相比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同时，消费券对拉动经济恢复的作用也可以忽略不计。

　　那中国应该祭出大杀器：直接发钱吗？

　　确实有很多呼吁，其中不乏“知名经济学家”，但美国的先例表明，这是走不得的歧路。

　　直接发钱在理论上依然有可能成功，美国“如果做到xyz”可以永远争论下去，但这不改变一个事实：只有在所有因素都在时机、程度上完美配合，直接发钱才可能达到目标而不引爆通胀。现实中，永远有太多的不可预测因素，每一步走错，都会引爆恶性通胀。经济恢复应该在坚实、可控的基础上，而不是豪赌。直接发钱在美国引爆通胀的直接间接动因几乎都可以在中国找到，中国大撒钱的话，没有理由能避免恶性通胀的结局。

　　具体来说，中国也有直接发钱的技术困难。

　　西方个人报税中肯定有偷税漏税的，但在大体上还是可靠的，这是撒钱的基础。中国没有健全的财产和收入申报制度，想撒钱都不容易在技术上做到起码的公正。

　　中国人还有积蓄的习惯，再穷也不肯吃光用尽。撒钱下去要是没有变成消费，而是转入积蓄，就事与愿违了。很多农民工可以回乡“避疫”，住自家房，吃自家米和菜肉，确实有条件把救济转为储蓄的条件。

　　中国当然不可能无所作为，经济还是必须拉动的。中国的做法是高投资，通过建设和发展增加就业，拉动经济。在2008年，中国投入四万亿，通过铁公基强力拉出美国金融危机带给全世界的萧条，但高房价的危害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化掉。新一轮高投资高达12万亿，会重复四万亿的错误吗？

　　一定程度的通胀是不可能避免的，但12万亿是流向新基建，以数字化、先进制造、新能源等为主，不是直接流向民生，着眼于高质量制造就业、拉动高质量就业，与直接发钱相比，相对缓效，但极大地长效。

　　同时，中国有相对健全的扶贫机制和经验，对于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，有现成的办法扶贫，老办法不适应还有新办法，反正要确保救急。比如城镇服务业人口因为封禁而造成的切实困难，可以酌情直接补助，也在封禁结束时自动停止。中国还有足够多的办法防止出现大面积返贫。当年能做到扶贫，现在就做得到防止返贫。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，但中国这些年来就是从把难做的事情做好中崛起的。